把手举起来把头埋下去

　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  岳现周

　　对于上台发言这种事，我向来是比较发憷的。特别是作为理论研究会的一名新兵，我深知资历尚浅，入会后写的两篇论文：《关于设区的市“基层治理”立法空间的探究与思考》和《做好地方立法“后半篇文章”探究》，都是吃在法工委工作时的老本，在“立法”这个领域转圈圈。所以当半个月前，理论研究会宋云峰秘书长突然通知说，准备让我在年会上登台讲经验时，就像凌空来了一发导弹，我的本能反应就是一个词——“卧倒！”

　　“讲不了经验，谈谈体会也可以嘛！”这倒给了我启发。让我想起初次接触文秘岗位时的一篇选拔作文，叫《态度决定高度》。当时为了写好这篇文章，我绞尽脑汁。没想到这题目，后来竟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为了我审视自己工作、生活的一把标尺，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许多选择。

　　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中学讲台，四年的语文教师经历，让我深刻体会到“责任”与“表达”的态度——对学生负责，将知识清晰传达。这无形中锻炼了我的逻辑梳理与沟通表达能力。

　　之后，我借调到县委办，一干就是六年。这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剧烈转向，从“传道授业”到“文稿服务”，跨度极大。在县委办，尤其是秘书科的工作，强度大、要求高、节奏快，“5+2”、“白加黑”是常态。那时候，常常为了一个文稿、一次会议筹备熬到深夜，精神时刻处于紧绷状态，每次听到电话响，手都是先抖一下。以至于后来，我落下一个“毛病”：一听到要写材料，就下意识地想“卧倒”，想躲避。直到后来遴选考察时，带队领导问我为什么选择离开，我还不好意思直说，说感觉自己写作遇到了瓶颈，想换个环境，找一个能够突破和提高的途径。

　　现在回头想，那六年的“苦”，恰恰是淬炼我工作“态度”的熔炉。在那样的高压下，你无法退缩，只能逼迫自己去承担、去完成。那篇《态度决定高度》的遴选作文题，在彼时更像是一种自我对话：既然在这里，态度就必须端正，必须竭尽全力。那六年，是对我文字功底、心理承受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极限锻造，让我从一名教师，真正转型为一名能扛压、能战斗的机关文秘工作者。也让我懂得，瓶颈往往不是能力的尽头，而是心态和思维需要转换的信号。

　　带着寻找突破的渴望，我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，先在法工委工作，一待就是七年。这七年，倒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次幸福的“回归”。作为法学专业，在法工委“重操旧业”，让我有种踏实感。不同于县委办的高速运转，立法工作要求的是极致的严谨、精细和耐心。在立法工作的一线，我接触到的是最基础、最具体的条文起草、调研论证、意见征求。那些年，每天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、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，需要的是极致的严谨、耐心和专注。可以说，是这七年的积累和沉淀，让我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脉络、难点和空间有了最直观、最切身的体会。后来，在写的两篇关于立法的论文，就是把过去七年散点式的观察、零碎的感悟，串联成了系统性的思考。也让我明白了，没有扎实的实务根基，任何理论思考都容易浮于表面。

　　三年前，我调整至办公室工作。岗位在变，“态度”的考验也以新的形式出现。在机关，一旦与文字工作结缘，各类文稿任务便接踵而至：除了手头的主要工作，一些临时性任务时不时“空降”，比如文明创建视频文案、公文写作培训授课、工作评议、宣传稿件……面对这些叠加的、甚至未曾接触的任务，最初的感受是“头大”。但任务既下，唯有调整心态、全力以赴完成。于是，与创建专班的同志们一起头脑风暴打磨视频文案，为做好课件重拾荒废的PPT技能，为撰写宣传稿多方搜集资料、加班笔耕。

　　我们常常抱怨“干一行，恨一行”，尤其是文秘工作，琐碎、枯燥、压力大，很多人不愿意沾手。但换个角度看，每一个岗位、每一项临时的、甚至是“被迫”接受的任务，都可能是一个通往某个专业领域的“管道”。你顺着这个管道深入进去，可能会看到别样的风景，收获意想不到的成长。当精心打磨的视频文案获得大家的认可，当机关文明创建宣传视频在全市考核中夺得第一名，让我真正体会到“为集体争光”的喜悦；在公文写作培训会上与大家分享写作苦与乐，倒逼着我把多年写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；当工作评议顺利完成，当宣传稿件在《人民代表报》发表，这一个个“意外之喜”，让我尝到了通过深度工作、创造价值带来的内在满足感。

　　说实话，这些工作任务一开始，多少有些“被迫营业”的感觉。后来想想，如果没有领导临时安排，没有这些“外力”推我一下，以自己的职业惰性，可能就淹没在日常事务的琐碎当中，很难主动去进行这样的梳理和提升。也让我意识到，与其抱怨，不如主动将每一项“被迫”的任务，转化为一次“深度学习”和“价值创造”的机会。有时写作的瓶颈，也往往是在这种持续的、用心的“输出”中被突破的。

　　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创立之初，我还不以为意，只是觉得每年又凭空多了一个写材料的任务。但入会以来的经历和收获让我明白，这是一个登高眺望、系统思考的平台，它让我们从惯常的忙碌中抽身，站在更高处回望来路、眺望前方。而参与理论研究、撰写论文的过程，就是一个典型的“从实务中抽离，又回归指导实务”的升华过程。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，进行反复的思辨推敲。但当思考逐渐成型，论文最终结项时，那种透过现象触及本质、用思考照亮实践的获得感，是无与伦比的。也让我深刻体会到，作为一名人大工作者，不能只满足于做一名熟练的“事务员”或“笔杆子”，还应当借助理论研究会这个平台，努力成为一名“思考者”和“研究员”，让日常工作摆脱路径依赖，焕发新的生机。

　　准备这篇发言稿时，跟同事聊到上学时第一次上讲台发言时的狼狈：腿肚子直打哆嗦，一句话都说不囫囵。大学期间，为了克服登台发言的恐惧，我时不时提醒自己，每周要干一件自己不情愿的事，目的在于提高自己。每次系里组织模拟法庭或者英语演讲，老师问：“谁愿意参加？”，我的心咚咚直跳，把头深深地埋下去的同时，把手高高的举起来。“把头埋下去”是因为不够自信，“把手举起来”是因为不愿放弃。

　　如果非要总结一点经验的话，我想不妨常常提醒自己两件事：一是“把手举起来”，勇于担当，不躲避困难，主动融入中心工作，积极借助像研究会这样的平台，去挑战自己，拓宽边界。二是“把头埋下去”，甘于沉淀，不浮躁敷衍，在每一个看似普通的岗位、每一件看似琐碎的任务里深耕细作，把实务变成学问，把经验转化为智慧。

　　“举手”是为了捕捉机遇、扩展可能，“埋头”是为了积蓄力量、夯实根基。两者结合，便是我们应对职业生涯、实现自我超越的朴素心法。总之，“态度决定高度”这句话给我的启示始终未变。它告诉我，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起点或机遇，而是我们以何种态度去面对每一个岗位、每一次挑战。